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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个春天》化解冷漠现实

归档日期:04-29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冷漠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在去年的金马奖上,《四个春天》获得了两个提名,最佳纪录长片奖和最佳剪辑奖。它本就是一个纪录片,获得纪录片提名是理所当然,但是一部纪录片获得剪辑奖提名,让笔者很好奇。纪录片不像是故事片,它的理念是尽可能客观地在作者创作意识下反映现实,所以剪辑这等技术层面的东西,应该尽少地体现出人为痕迹。

  后来看导演陆庆屹的访谈,了解到《四个春天》的原始素材多达200多个小时,剪辑成公映版本105分钟,工程量浩大。能从如此庞大的素材中梳理出有效信息,并且变成叙事节奏较为紧凑的影片,实在不容易。《四个春天》也不是什么深刻、宏大的故事,只是导演陆庆屹拍的自己父母在四个春天的故事。

  从影像内容来考量,《四个春天》关乎的是导演的个体经验和记忆,以他的视角,看待整个家庭二十来年的变迁,尤其是影片中所拍摄的四个春天。在这当中,发生了极多的变故,但是并没有过分着墨。例如姐姐庆伟何时开始生病,生的什么病,葬礼上为什么只有儿子出现,没有她的丈夫。

  相比这些家庭情节剧式的故事性部分,《四个春天》更核心的内容是老两口的日常生活。他们懂得很多技能,吹拉弹唱、制作草药、熏制腊味,连剪辑视频都没问题,好像没有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情一样。夫妻俩的关系也非常和睦,我想这是很多观众会羡慕的部分。在90后一代人,尤其到00后这一代,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上一辈那般稳固,尤其是70后、80后的婚姻关系,乃至90后的婚姻关系,都充满了变数。

  “家”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概念,到底有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?在《四个春天》里,哥哥头发已经开始白了,妈妈每次送他离家的时候,都嘱咐了“婚姻大事要抓紧”,但到电影结束,哥哥似乎依然没有成家。婚姻已经不是当代中国人的必需品了,没有婚姻,更无从谈及家庭,这是一种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,但并不代表对传统的家庭观念就可以彻底否定。

  《四个春天》中的陆家其实是一个理念很传统的家庭,故事主要聚焦在春天,也就是因为春节大家都要回到家过年。片中最常见的情节,也是老两口准备食物,以及一家人吃饭。我们中国人说“民以食为天”,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,在逢年过节时团聚吃饭,也是极其重要的事情,尤其是在农历新年。

 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,则是像导演这样纯粹的家庭个体记忆、个体经验,有没有上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?我相信情感的共通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础编码,《四个春天》虽然只是聚焦一个平凡的家庭,但是其中透露出的情感信息,是可以打动大众的,并从中得到些许关于爱的领悟。更何况,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家庭,总有泛文化层面的类似部分,在这些部分中也能得到感同身受的体验。

  就笔者个人而言,片中姐姐的早逝,恰如我的大伯早逝,对我的爷爷奶奶造成的心灵冲击,与陆家父母类似。另外,陆母曾说不能比陆父先走,不然他一个人不懂得照顾自己,我的奶奶也说过一样的话。

  常常有人用一副对联形容中国的年轻导演,尤其是文艺片导演拍的电影,叫“穷山恶水长镜头,妓女小偷黑社会”,意思就是拍摄空间都是穷乡僻壤,拍摄手法都是长镜头玩技巧,拍摄的内容都是小镇边缘人物。从毕赣导演的《路边野餐》开始,这个局面有所改变,他也有长镜头,也有黑社会,也有穷山恶水,但是这个故事在偏远的地域空间中,呈现出一种超脱同类的诗意。说句大白话,他也是拍的穷人的故事,但拍出来不显得穷和苦。

  《四个春天》在这个基础上,又推进了一步,它不似《路边野餐》那种涣散的浪漫,因为纪录片体裁,加上拍摄对象是自己的父母,现实主义根基更为坚实,并且还有些许诗意现实主义的余味。在日常普通的生活中,挖掘出了审美意义价值。生老病死、四季轮回是自然规律,也是每个人一生必修的课题。人生不止短短四个春天,但掐指一算,春天只有越来越少,时间永远在倒数中。

  当年简·方达提出要拍老年人题材电影《金色池塘》,和她关系不太好的父亲亨利·方达,在片中真实出演她的父亲,两人剧中关系也并不太好。没人要投拍一个老年人为主的电影,但拍完后,这部电影成为当时北美票房前十。有人特意感谢简·方达,这部电影让她和隔阂多年的父亲关系缓和了。简·方达在暮年回忆起这部电影时,仍然眼泛泪光,因为电影完成后,她也终于和自己的父亲和解。

  《四个春天》就具有《金色池塘》式的疗愈功能,倒不是说看完这部电影,立马改头换面做个孝子贤孙。而是希望个中的情感,能够化解一点现实中的冷漠,已经足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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